习近平关于植树造林重要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植树造林优良传统的传承与创新，更是对国土绿化问题作出的时代回应，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主要内容包括目标论、立场论、原因论、主体论、方法论和制度论等重要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以习近平关于植树造林重要论述为指引，贯彻新时代开展植树造林的实践要求，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政治保证、以人民群众为动力源泉、以创新理念为方法支撑、以完善制度为重要保障，不断提高公众植树造林的参与率，持续推进国土绿化，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基础。

绿色是新质生产力的鲜亮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论断表明，新质生产力所倡导的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性、耦合性、共生性，这同绿色发展所强调的绿色性、长远性、可持续性高度契合。从契合逻辑看，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契合性蕴含着深厚的逻辑机理，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向度的基础上克服资本生产力反生态性，不断趋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从契合价值看，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协同并进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实践导向；从契合彰显看，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于内在属性上契合于“新”“质优”“绿色”三个维度。

乡村民宿作为乡村优势带动产业，一度被视为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探讨构建乡村民宿助力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于乡村民宿行业实践指导和对接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为导向，立足乡村民宿产业，采用层次分析法，深入解析乡村民宿和乡村振兴的内在关系与逻辑机理，发现二者存在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密切联系。乡村民宿产业效益的发挥能够积极响应乡村五大振兴目标，而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为乡村民宿产业实践提供科学导向。构建乡村民宿助力乡村振兴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产业转型升级等5个准则层和20个方案层，明确评价模型中指标权重的关系，以期为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民宿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实践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交通事业发展的主要依据。一百多年来，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任务，党的交通制度经历了救国—立国—大国—强国的发展历程。在交通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人民性是灵魂，党的阶段性目标任务是核心内容，与时俱进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是趋势。面向交通强国战略发展要求，党的交通制度建设和实施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人民在交通制度中的主体地位，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交通制度内容体系，以纪法联动保障交通制度有效实施，为交通现代化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制度支撑。

随着交通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发展，交通现代化日渐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驱动力。以2014—202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测度交通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两者的关系。交通现代化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在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是交通现代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两个重要渠道；在区域异质性上，东部地区交通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积极效应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空间溢出结果分析表明，交通现代化不仅会促进本地区现代化水平提升，也会对周边地区现代化水平提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考虑我国PPP新机制出台的相关规定，为避免PPP项目发生提前终止，构建PPP项目提前终止风险管理过程中政府、社会资本和融资机构的行为决策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博弈系统中均衡点的稳定性。结果表明：在PPP新机制下为避免项目提前终止的均衡点为E（强监管，机会主义，支持）、G（强监管，积极合作，支持）；可以通过增大社会资本投机成本C4、对社会资本积极合作奖励S，减小社会资本积极合作成本C3、社会资本机会主义净收益ΔR等使博弈得到优化。运用MATLAB仿真分析动态演化过程，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外贸质量提升起到关键作用。基于中国2010—2020年26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外贸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和城市规模差异，对东部城市、较大规模城市的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显示，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和加深市场化程度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政府部门应积极完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构成，是数字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基于我国11个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实践构建指标体系，探讨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的互动机制，分析发现试验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值呈现稳步上升的时序演化特征，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呈现“波动—下降—回升”的时序演化特征，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系统经历从基本协调到中度协调的演化过程。建议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新质生产力优势，推动二者高质量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是实现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基于新发展理念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出发，基于我国2011—2021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方法系统探究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二者间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在“数—产脱轨”现象有效缓解后，数字经济将不断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驱动作用显著，其中中部地区驱动效果最为突显；从城市异质性看，鉴于先发优势等禀赋，Ⅰ类城市数字经济驱动力强于Ⅱ类城市。此外，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溢出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将通过“效应”合力助力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

为厘清专利质押融资的风险控制机理，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中51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深入探究2016年专利质押融资试点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专利质押融资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且在引入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和通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外部审计质量低、所处区域教育水平低和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高的企业，专利质押融资对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减少碳排放对于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利用2012—202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税对碳排放的影响。环境税有助于抑制碳排放，且滞后一期环境税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更加明显；目前，研发投入负向调节环境税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研发投入正向调节环境税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研发投入负向调节环境税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

碳金融指以碳排放权交易为核心的碳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企业绿色融资提供新渠道，企业是否会利用“漂绿”达到吸引资金的效果，值得深入研究。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20年上市A股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碳金融与企业“漂绿”的作用机制。在碳金融市场发展尚不完善的现实下，碳金融引致企业“漂绿”；从机制分析来看，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增大碳金融引致企业“漂绿”的作用，政府的环保补助抑制碳金融引致企业“漂绿”的作用；通过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发现，非重污染企业与低媒体关注度企业在碳金融政策下更易“漂绿”。为减少企业“漂绿”，应当完善碳金融市场监管制度，提升企业参与碳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碳金融政策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